在這學期的某堂課中曾經與老師爭辯「專業是否存在」時，老師提出「專業的規劃者應該要具有愛與勇氣」，事實上我也同意專業者應該要具有愛和勇氣，但這並非針對專業者而有的特別要求，而是理想中每個人都應該要具備的、非常重要的人格特質。若擴大「專業者」的定義，定義在現實世界中的每個人都會是某項技術的專業，則愛與勇氣當然也相對成為專業者應該要具備的條件，但也許更具體的說：「專業者必須在其專業領域中較非專業者具備更多的愛與更多的勇氣。」更多的愛，為了關心我們所在的土地和世界，更多的勇氣，為了挑戰既有的制度讓生活更美好。
我父親是一位醫生，行醫已逾40年，擁有一間開在巷子裡的小診所，在醫學的領域中或許稱得上是一位「專業者」。他常告誡我生為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責任感」與「榮譽心」，責任感是為了對自己做過的事和說過的話負責，榮譽心是讓自己在這個領域無時無刻都要更精益求精。建築與醫學一樣都與人、生命有關，因此從事這行的人都應該要比其他人更注意。我父親在行醫的生涯裡，非常受到患者的喜愛，因為他認為醫學是健康的最後一個手段，如果一個人不正視自己的健康、不瞭解自己的身體，這個世界上有再進步的醫學都形同無物。因此我父親從來不對患者使用所謂的「專業語言」、提高患者瞭解自己病情的門檻，他總是從抽屜裡拿出一小張便條紙，開始畫簡圖來表示患部器官為什麼會發炎、為什麼心情不好壓力過大會讓病情加劇、吃藥下去是抑制了哪方面的症狀等等，讓患者知道自己的身體裡發生了什麼事，患部和自己的關係到底如何。
我曾問父親說，如果每個人都瞭解了自己的身體、也瞭解了這些藥的用處，會不會直接跳過求醫的步驟去買藥，來達到省錢的目的呢？這樣醫生不就會失業了嗎？我父親則笑著說，每個人都應該去瞭解自己的身體，這就是醫學的目的。醫生讓患者更清楚自己和身體的關係，才能讓藥發揮更有效的作用，也因此提升患者對醫生的信任；實際上他們並不會因此跳過求醫的步驟，反而是更加地依賴這個他們所信任的醫生，除了身體以外的心理或是家庭問題也常會找他商量，來找他的患者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也因為如此有很多患者後來都成為他的朋友，而不只是單純的醫病關係。
我想，如果世界上存在著「規劃的專業」的話，也應當是如此。如果「專業者」充其量就是「懂得比較多的人」，那為何要去劃分「專業領域」的那一條線？無論中醫、西醫，熟知身體機能的人我們稱為醫師、醫學的專業者，那麼醫學院學生呢？專治跌打損傷的武術館師父呢？熟知呼吸和身體律動的太極拳師父、氣功師父呢？在建築教育的養成過程中，也許剛進入大學一年級的建築系學生還不足以被稱為專業，那麼念了四/五年畢業的建築系畢業生呢？建築研究所畢業生呢？我們信誓旦旦地畫出那一條「專業」的線，是為了保障知識和這知識底下受到影響的人，還是保障專業者本身？
在王老師的文章中提到：「規劃者除了必須具備許多制式環境規劃工作所需的技能之外，另有三種能力更是不可或缺的能力﹕1、對使用者與他們生活環境間的互動關係應有敏銳的觀察力；2、人際問的口語、文字以及視覺溝通媒體的良好運用能力；3、對於決定計畫之可行性的政治力量與過程有觀察與分析的能力。（註6）我覺得也正是對於「專業」的定義，其重點並非在知識累積的多寡，而是在於觀察和溝通的能力。一個從台大醫學院第一名畢業的優等生進入台大醫院工作、甚至在數年或數十年後成為所謂「名醫」的人，如果沒有觀察力、沒有溝通能力，不能和患者或是一般人對話，一樣會將大病初期的症狀誤診成普通感冒。
「規劃者」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人人都能成為規劃者，空間是每人每天都必須要經驗的，坐在辦公室裡的「空間專業者」對於空間的感受度往往不如每天忙碌奔波的上班族或是家庭主婦，但為何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實際的使用者不能自己進行空間改造/創造，而非得要委託別人來設計、規劃？如果一個建築工人有錢、有地，當然他也會蓋房子，但他不是建築師，當他想要為自己蓋一個家的時候，為什麼一定得委託建築師？我們的建築物由建築師和土木技師簽證，反而拉遠了我們和空間的關係；我們的身體由醫師簽證，反而讓我們不瞭解自己的身體。也許就像公部門委託的評審老師們有時並不願為他們所評審過的案子背書，建築師也許也並不想為每一個建築物簽證，醫師不想為每一個他看過的身體負責，我們能夠有勇氣自己負責自己的身體和所處的空間嗎？
獨佔「正規知識」的專業者
C Weave、J Jessop、V Das在《Rationality in the Public Interest》一文中將知識理性的取得區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
一、個人知識：個人的經驗內化，是每個人的基本知識框架。
二、社會知識：由社會所建構的真實，意義近似於價值，包括社會結構、
社會階級與社會力量等。
三、實證知識：由邏輯推演、經驗觀察以及實驗測量的科學方法所獲得。（註7）
在我們想追求全然客觀即所謂公平的的理性規劃時，卻發現理性是由個人的經驗為基礎架構而成，由於每個人的學習及生活經驗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也不可能有完全客觀的理性。其每個階段價值判斷的取決及推斷，皆是由經驗內化而成的架構去組成，而從社會上得到的知識，也僅只是我們站在狹窄的個人立場所看到的所謂真實，其建立在一個動態的架構之上。
規劃者於規劃過程中經常要面對權力的運作所帶來的影響與結果，規劃過程是否公開民主、資訊是否正確對等、過程是否官僚取向，常常取決於規劃者是否正視規劃中的權力因素。規劃作為是一種深具溝通性及辯證性的行動，藉由瞭解規劃作為可能扭曲或模糊化民眾面臨的未來遠景，批判理論具實用性且可作為倫理上之指導。在規劃作業中，理性與情感經常是相互牽連在一起的，規劃者必須處理人們起伏的情緒及特定的期望。因此規劃者不只在規劃過程中甚至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必須學會仔細審慎地傾聽，並保有敏感度、自持、與判斷力。在本學期讀到的《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中，作者Forester, J也區分了傾聽listening和聽到hearing的差異，對於聽這件事，規劃者必須有意識、有批判性的去進行，尤其是對抗系統性扭曲的溝通過程，他提出用傾聽作為參與行為的第一步，不僅為了瞭解及辨別認清方向，更重要的是能夠積極的影響行動的參與。（註8）
規劃者進行設計規劃的過程中，權力和資訊的不對等是所有規劃者必須面對的現實狀況，一般情況下決策者應該握有最多資訊、也握有最多權力，但往往其所掌握的資訊是不正確的、或是與規劃方向相抵黜的，此時掌握資訊的那一方便成了握有絕對權力的關鍵，要讓什麼樣的資訊流通出去、要對誰公開、用什麼方式公開、要造成什麼樣的輿論，尤其是在政治理性上，誰能夠參與對話？又是用誰的語言？規劃的專業者經常是為有權力者服務，也因此會出現倡導式規劃這樣的反省和行動，當專業規劃者必須為權力背書時，他往往會選擇看似艱澀的語言以提高大多數人理解分析的門檻，也因此那些錯誤或者不確定的資訊更加被混雜在無謂的浮誇中廣泛地流傳出去。即使他不是有意的，長久處於專業的小房間裡，真正懂得說普通話、白話文的「專業者」並不在多數，多數的「專業者」可以把簡單的事情說複雜，從它的歷史脈絡與理論結構談到未來趨勢社會價值，但卻極少有「專業者」可以把複雜的事情說得簡單易懂。在現實中，社區通常也都是先信了「老師」的這張明牌，再不由分說地全盤接受這位「老師」所帶來的一切資訊、資源，以及他對規劃的所有解釋和「指導」。看似社區與專業者合作無間，事實上完全沒有互動，也不可能會成就好的規劃了。
註6：王鴻楷，〈「理性」或理想性？現階段台灣規劃專業的歷史任務〉，1999年9月18日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年會專題演講。
註7：Breheny, M. and A. Hooper (eds.), Rationality in Planning: Critical Essays on the Role of Rationality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London: Pion, 1985.（Weaver, Jessop and Das, “Rationalit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Note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pp. 145-165）
註8：Forester, J.,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 Berkeley, C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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